述职测评交“答卷” 总结谋划再出发

在过去的30年中，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这些宪法法院具有实施抽象规范审查的权限(多数是基于各类最高的国家机构的申请)。

通俗易懂，绝不云遮雾罩或者夸夸其谈。他在2022年2月25日的讲话中直截了当地说：当前，我国人权法治保障还存在不少短板。

多个区域出现的难民潮问题仍然无解，还在愈演愈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在第一条中规定了自决权，且内容相同。与美国屡次退出人权理事会、予取予求不同，中国在每一次有资格参选时，均积极参选并高票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要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坚决杜绝因司法不公而造成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事情发生。其实，国际人权法上的人权概念也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该书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10月3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贺信、指示等160多篇重要文献，分9个专题，共计335段论述。习近平法治思想 2021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首次全面、系统选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即人们按照法律规定判断自己将要做的行为是否合法，预测其违法行为违法的程度以及在法律上相应需承担的责任。

大量事实表明，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间交往，仍然奉行的是国家利益本位，而不是人类整体利益本位。即使个别超级大国不时向他国施加其内国法，搞长臂管辖，但这也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原则的作废，反之，长臂管辖本身表明超级大国期望扩展其主权边界的强烈心结。所以，法律调整本身是技术性、实践性的。（一）普遍调整时间指向的时间预期性 法律普遍性的时间指向，即法律的时间效力，它一般是单向度的。

所以，法律例外规定对法律预期性而言，仍是常态的——只要相关规定在法律空间效力范围内是普遍有效的，就必然意味着其在空间效力内的预期性要求。法律预期性的外延，在不同视角可以作出不同的总结。

故此，笔者把预期性作为法律的基本属性，并从其概念、需要、设置方式以及目标等方面，对法律预期性予以诠解。法律运用中的逻辑预期，其功能不仅是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因心中没底而人心惶惶，而且更在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说明理由，作出决定或判决。四、运行中的法律预期：经验预期和逻辑预期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再申法律预期性。法律的普遍性，除了指向其时间效力的普遍性、空间效力的普遍性之外，还对其时空范围内交往行为的人及其交往关系，在效力上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法律安定性为法律预期性证成。在法律上，就无以保障类型化的规范对所有相关社会交往行为的有效，从而难以保障既实现社会秩序，也保障个体自由之预期。没有预期，则面对当下情形，不得不在心理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中。如上法律预期性与其相邻关系的厘清，既表明法律预期性之独特之处，亦说明其是法律的内在属性，而不仅仅是一般作用。

但不同之处在于法律确定性更强调立法的、规则的、静态的事先，而法律预期性在此基础上，还强调实践的、运用的、动态的事先。再一方面，型塑日常生活交往世界。

三、法律预期的拟制设置 法律普遍性，决定了法律对其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效力所及范围内人们交往行为的必然预期性要求。时间条件是法律时间预期性的细化和深化——因为这些条件，法律才获得、产生并践行预期性。

何谓法律调整？笔者曾经这样界定之：所谓法律调整是指国家（国际组织）或经过国家（国际组织）认可的法律规范，在主体法律意识或者国家（国际组织）强制力量的保障下，自发地或强制地作用于主体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交往关系的过程。如上笔者有关法律预期性内涵和外延的论述，表明预期性之于法律，既取决于法律的内在规定性，也取决于人们面对法律的安定期待。法律时间预期性、空间预期性和关系预期性，在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法律在其时间效力范围内的普遍性及其所致的时间预期性，在其细节上是法律给人们提供了时间预期之条件。不但如此，法律的改、废、立等变化形式，只是法律预期性的延续甚至强化，即便它可能带来法律预期内容的断裂，但并不导致法律预期性这一法律内在属性的断裂。因此，三者在法律上不是割裂关系，反之，对法律拟制预期而言，三者构成一个既相互衔接与协调，又相互作用与检视的有机整体。

另一方面，所有法律规范都是类型化的。类型化的法律调整，来自于类型化的法律规范。

（二）类型化的调整——拟制预期的技术 法律规范的产生，不仅是为展示人类的规范拟制能力，而是在展示这种拟制能力的同时，透过规范形成类型化的调整机制，并进而给拟制预期以动力和技术。因此，它不需要精致的推论或论证——哪怕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情境。

古人云：……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一言以蔽之，法律调整就是要把类型化的、静态的法律规范，同样类型化，并转为动态的法律运作，就是要把可预期的法律规范，动态化为具有实效性的、既预期的法律行为及后果归结。

相较而言，后者则是法律预期性所内蕴的对人们行为的否定预期。可见，法律逻辑预期，既需要法律规范为推理和阐明理由的逻辑大前提，也需要把这一大前提严谨地代入到冲突的社会（案件）事实中。由于普遍调整至少涉及时间、空间、关系（人）状态等三个方面，因此，笔者也从这三个方面对这一判断予以说明。在此，法律预期性乃是以立法者对事物的本质、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和人们价值及利益需要走向的预期、把握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法律普遍性对人的效力指向，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法律预期性，还在于法律归根结底是用来调整人的交往关系的。法律预期性内涵的第一点，涉及立法及法律体系的建立。

否则，过分执着于类事或类案之间的区别而类事异处、类案异判，就必然退回到个别调整的不可预期时代了，类型化调整的技术特征也会因此而失灵。在时间边界之内，能做的，就产生预期的肯定形式及结果，不能做的，则产生预期的否定形式及结果。

尽管在类事或类案中，每件个别事物、每个具体案例之间，仍是千差万别，但这并不否定对类事和类案做类似处理甚至相同处理的类型化调整原则——买卖关系只能签订买卖合同，而不能签订借贷合同。自然，对这些问题的实践应对，仅靠经验预期是不管用的，而必须关注理性的逻辑预期。

（一）类型化的规范——拟制预期的内容 所谓类型化，就是指通过分类，把个性的事物，以其相似性程度（共性程度）为标准，归类（包含）或别异（排斥）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工作技巧。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交往实践中，人们对行为的结果预期，即使压根就未曾考虑法律的规定，但并不是与法律脱节，而只是在无意识地运用、实现并感受法律预期。尤其判例法，本质上就是把不断积累的、可反复呈现的经验，赋权给法律，从而使法律本身获得经验预期。前者是指法律预期性所内蕴的对人们行为的肯定预期。

它意味着在法律调整过程中，无论是放任性调整、导向性调整、奖励性调整还是强制（制裁）性调整，都根据类事类办、类案类判的类型化方案予以处理。故法律预期性既是客观的，也具有主观性。

那么，何谓法律拟制？笔者就此曾论述道：所谓法律拟制，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在立法或司法中，运用有限的人类语言对多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交往对象和社会事实以同一规范或词汇来命名的活动…… 这里要探讨的重点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法律拟制的宗旨。所谓类型化责任的拟制预期结果，既是对人们行为在过程中的法律权利义务状态之预期，也是对人们行为在结果上的法律权利义务分配、责任归结之预期。

另一方面，类型化的结果，必须表达或展现同一类型中该类型项下所有个体的共性，否则，类型就不具有对其项下的所有个体之普遍适用性。法律经验预期，在法律运行中主要体现为大众法律预期，或者非专业法律预期，因此也是初级（基本）法律预期。